我与邓力群一家的交往--小明网站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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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新

我和邓英淘

我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同学。他原名“邓婴淘”，英淘的“英”字是后改的，和樱桃二字同音。当年有首歌叫《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一唱这歌大伙儿就朝他笑，弄得他怪不好意思的。至于他什么时候改的名，我就不得而知了。

北京景山学校是1960年在原北京市东城区东高和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学基础上创办的，归中宣部领导。景山学校当年是“九年一贯制”，实行精英教育(指学习成绩和思想品格)，淘汰率非常高。景山学校一成立，我就从大佛寺二小转过来。我们二年级有五个班。到四年级结束时从五个班选出两个实验班，剩下的三个班叫普通班。五年级快到期末时，学校突然决定我们小学毕业(按照“九年一贯制”没有小学毕业一说)，参加全市统一考试。由于教材不同，临时突击对口径。毕业考试，两个实验班淘汰了一个，只有一个班直升本校，其余四个班都考到外校去了。同时，从外面招进来一个仅有二十几人的班。

经过两轮淘汰，我和英淘成了同班同学。

真正让我们俩走得比较近的是一次课堂辩论。记得是学习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后，老师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鲁智深在现在还有没有学习的价值?思考片刻后，老师让认为没有的举手，呼啦，一下子举出一大片。又说认为有的举手，只有两个人举手，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邓英淘。于是，老师让我们俩走到前边，让大家提问，我们回答为什么有。辩论的具体细节记不得了，只记得我没怎么说，全靠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滔滔不绝的雄辩才能在那时已经表现十足。这以后我们几个说得来的同学经常在一块儿玩儿。一是练“块儿”(就是玩双杠、单杠)，一是打篮球。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们正值八年级，我们班是八(二)班，年龄大都在十五六岁。我们那一伙儿同学没怎么分化。由于父辈都受到冲击，我们在运动中既不太可能领一时之风骚，在潮头喧嚣，也不至于像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受歧视和冷落，基本上还相安无事。但因一件事打破了平静，就是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

这副对联在社会上流传后的第一时间出现在学校中学楼(大门北侧)的门口，落款是“革命造反班”。人们进进出出，低声议论，不敢高声语，气氛紧张而压抑。记得英淘是下午来的。他一到，就有同学指给他看。他看了之后，不容分说，立刻组织我们写了一副反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造反”，横批是“重在表现”，贴在门内侧，署名是“革命造反二班”，简称“革造二班”。此联一出，马上引来厉声质问：“谁贴的?”“我!”英淘大声地回答。在那种环境下真是需要十足的勇气，因为早有一批人虎视眈眈地环伺四周。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英淘嗓子都喊哑了，后来几乎说不出话来。但在气势和语言上毫不输场。对方最后只能骂他“黑帮子弟”。景山学校这一点比较好，吵得再凶也不动手，学校始终没有发生武斗。自此以后，“革造二班”算是有了名头，写了不少有影响的大字报，大多是英淘口授。

1968年年中，开始毕业分配。我被分配在北京铜制品厂，属于留城的。但当时受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录片《军垦战歌》的影响，我坚决要去“屯垦戍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生，我最终如愿以偿去了黑龙江兵团。英淘因为他父亲还没有被解放，政审不合格没有去成。我走之前，我们相约到天安门前合了影，是用当时不太容易搞到的135相机21定胶卷拍的。1969年，英淘被分到山西插队，我们相隔千里之外。

1970年春夏之交，英淘突然出现在我们连队。原来他从山西跑到东北看我们来了。这在那个年月本已有些神奇了，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只花了5分钱站台票，一路蹭车而至。中间他被查出来，轰下车，再想法搭车，不知道换了多少车才到临近我们团的火车站，再搭车到团部，再搭车到我们连，一路颠簸。他在我们连住了一段时间，又到其他连逗留，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月，极其洒脱。从东北走后，他又游历名山大川。在庐山，他居然绕过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外围警戒线，被扣。于是接受审查，被关了快一个月，经审查无事才放出来。这成为他此次出行经历中最神奇的一幕。

后来，他安心插队生活，从山西到河南，潜心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还当了生产队长。

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英淘成为七七届大学生，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他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两校相距不远，我们又时常来往了。那时大学校园的气氛真是值得怀念。大学生们学习的认真劲儿，和高考指挥棒下的学生完全不同。对知识的渴望，是积十年贫血后的急速汲取，但又不是死读书。同学们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生存压力，不再是简单的为分而学，都自觉地联系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年轻人仍然崇尚集体主义。那是一个出思想出人才的年代。

英淘在北大经济系自然又显出他的不寻常。他是北大最早自主跨系选课的，也是同时代人中最早把数学引进经济学的，因此被人称为“北大经济系的一位奇人”。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读研，他则踏上探索改革开放前沿问题之途。由于专业的不同，我们彼此的交集少了，但他的身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视野。

1984年年底，当所有人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欢欣，并且比照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擘画中国现代化蓝图时，他就已经在思考现代化的实质是什么，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西方模式可否为中国所师法了。他当时明显感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同时，他还隐约感到，当时国内比较流行的、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对实现中国的高度现代化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他提出“双重压力”问题：第一重压力是落后的压力;第二重压力是世界资源的压力，即“资源短线制约”。如果占世界人口70%至80%的多数人都要现代化，能源消耗必须得翻两番﹑四番，地球明显承受不住。

我欣赏的，不仅仅是他那么早就从资源的角度，在世界范围内看待中国现代化的可行性，更是他能从最基本的资源问题着眼，得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发展要让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的结论。

此后，他致力于寻求新发展方式，关注水资源调配、水利工程、海水淡化、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清洁燃烧、沼气、可降解塑料、太阳能陶瓷等，足迹几乎踏遍整个中国。他不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推广新的科技进步成果，为新发展方式和道路做最基础的工作。他还到辽宁、山东、陕西等地的农村，收集农村沼气、养猪、养鱼、种植水葫芦等实践中的成功案例，总结基层在生物质能方面天人合一、循环互动、永续利用的好做法，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他认为，“这些元素开始逐渐成型，将来会支撑起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化”。他提出的“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提升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通过引水再造一个新增100万平方公里平原的中国，是一个极富有洞见的愿景。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英淘清醒地看到：“信仰危机确实严重，如果中国整个都是贪官污吏当家，共产党早就完蛋了。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行行业业，都有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和人民群众一道，坚持韧性的持续奋斗”，“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到处都碰到这样的干部和党员。”所以他相信，在镰刀斧头的党旗下宣誓效忠的8000万共产党员不可能完全腐败。他提出的“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的20字改革方针，切中时弊。

2001年年末，我刚过50岁，事业正处在上升期。我是党史科班出身，在中国人民大学又曾经担任过中国当代政治教研室主任，可单位机构调整时，没有让我去政治史研究室，反而让我到自己素无积累、在所里属于小室的文化史研究室，心情沮丧。英淘得知后，和我促膝交谈。我很少见他这么讲话，一改平时的犀利风格，语带关切，还有点哥们间的惺惺相惜。他说，其实文化史很有搞头，开一片新领域不也很好嘛，并用自己担任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经历给我例证，使我很快渡过了那段不适

应期。

2009年暮春，一位海外中国学学者到北京，想见英淘，希望我引见。我给英淘打电话，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我安排在英淘家附近的巴国布衣小聚。谈话涉及的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些人和事。这次见面我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英淘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对很多事件熟稔于胸，信手拈来，完全不逊于专门史家;另一个是没想到他人消瘦得厉害，几乎有些脱形。我禁不住问他怎么搞的。他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没事，血糖有点高，随我们老爷子。过后不久就得知他的胃癌已到晚期。当2012年年初，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不省人事。

能让我打心眼儿里佩服的人并不多，但英淘绝对是一个。年轻时佩服他有主意、有能力、敢作敢为。成年后佩服他有思想、有眼光、有胆有识。我常常想，给一个什么评价才更切合他，久久不能有所得。不经意间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怀念英淘的文章，称英淘为“国士”，“‘国士就是把小我扔地上，大我扛肩上，以书生之微、江湖之远，为芸芸众生、茫茫大地穷理究心，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黄纪苏：《读李零和邓英淘》)我认同这一说法。国士是群体中的佼佼者，以英淘的行为和思想力而言，称其为国士，似不为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英淘平时就是这样，见面没别的，谈的多为国事。即便在垂死的病床上，“那双大眼睛一如既往闪烁发亮”，“竟无一语涉及生死”，侃侃而谈的全是多数人的现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化。

记得有一次在力群同志家，谈完正事，我顺便问一句：淘淘现在怎样?没想到力群同志长叹一声说：还能怎样，沾我的光啊!语气中带着些许伤感。老人家很少有这种情绪流露。当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惋惜时，英淘却胸怀大格局、大思想，脚踏实地在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并且坚信“功成不必在我，会有人继续搞下去”。我们常常说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一辈人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后来的人还有没有这种理想呢?至少英淘还有。作为红色后代，英淘与先辈的根脉相通，方向相同。他是为大多数人的，体现了那种最难能可贵的革命精神。

我和邓力群

我认识力群同志50余年。“文化大革命”前他家在朝阳门内新鲜胡同靠近东头的18号院。我们放学后经常跟着英淘去他家玩，但从来没有见过力群同志，碰到过几次力群同志的夫人罗立韵阿姨。我小时候的印象，罗阿姨高高瘦瘦，十分清秀。第一次见到力群同志是在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力群同志受冲击被劳改，在中宣部大院(现沙滩北街2号)的锅炉房推小车运煤，赤着上身，穿着一个大裤衩，晒得黝黑。据说无论是劳改还是在干校，力群同志干活都特别卖力气，是一把好手。

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简称“当代所”)成立，急需要人。曾任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丁伟志推荐了我。我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干得也还顺风顺水，1987年就担任了系领导，1990年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并成为硕士生导师。我之所以愿意去，一来在学校搞研究最大的短板是看不到档案材料;二来国史比党史领域更宽。力群同志专门把我找去谈了一次，意在看我的决心。

1993年春，我正式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调入不久，所里就任命我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编辑部主任。我有些犹豫，丁伟志认为是好事。他说，你在学校搞过教学，现在来搞研究，再做做编辑，你的学术经历就完整了。

我走马上任时，还没有这个刊物，一切皆从头开始。先是到出版总署跑批文，然后是组建班子，同时广邀学者写稿。当时仅有三两个人，紧赶慢赶，终于在1994年创刊。这里顺便披露一个细节。“当代中国史研究”七个字是陈云的手书，但不是陈云为刊物题的词。陈云为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共题写两幅字：一幅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一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没有为刊物题词。是我们取了“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前六个字，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中的“史”字，集成“当代中国史研究”作为刊名的。

力群同志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和关心这个刊物。他说，当代所是个新成立的单位，别人不了解;国史是个新学科，别人不熟悉。怎么让人家尽快地了解熟悉呢?就是通过你们的刊物，知道当代所在干什么，国史学科是个什么样子，刊物是当代所的窗口。所以他定期听我的

汇报。

新办一个刊物可不容易，尤其是像国史这样政治性很强的刊物，陈陈相因不行，要有所创见，还要不触及敏感问题，因此我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力群同志用他办《红旗》杂志的经验宽慰我说，每期能有一两篇好的文章就算成功。用稿不要有顾虑，只要言之成理，政治上没有问题就大胆地用。他还说，不管有什么困难，所里都要及时解决，要集全所之力办刊。为了做到这一点，杂志社被列为当代所六个内设机构之一，级别为正局级。

力群同志关心刊物，却不干涉刊物，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从1994年到2002年的八年里，他没有送过、推荐过、指定过任何一篇来稿。另外就是他从不要求安排诸如工作总结、领导讲话一类的文章，避免把学术刊物搞成单位的工作通讯。由于处在一个有利的宽松的环境，《当代中国史研究》迅速成长，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1994年创刊时是季刊，1995年改成双月刊，1997年扩版，由六个印张扩为八个印张，2000年及时跟进潮流，改为国际流行开本。刊物的质量也逐年提高，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公布的2000年度报刊全文转载量排名中，《当代中国史研究》在两类中均位居前20名。在“史地类”中排名第九，在“政治类”中排名第十六(见《光明日报》2001年5月17日版)。在2001年度排名中，在“史地类”中的名次提升到第七(见《光明日报》2002年3月5日版)，这个成绩至今未被超越。与此同时，从1998年起，《当代中国史研究》连续获得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来源期刊。这充分说明在一个好的领导下能成就一番事业。

我对刊物倾注了全部心血。随着刊物的成长，我由编辑部主任到副主编，再到主编兼社长。2002年因机构调整，我离开了杂志社。

在力群同志领导下，我还参加了《国史稿》写作。

《国史稿》的写作从1992年算起，到2012年正式出版，整整经历了20年时间。有不少人觉得《国史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那是因为不了解情况。《国史稿》初稿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间的修改过程磕磕绊绊。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国史稿》的修订和出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况。2012年初，当代所主要领导更替。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国史稿》的修订、送审和出版工作重新启动。以现在的眼光审视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当然会感到不尽完美。不能不承认与力群同志所期望的，《国史稿》“务必要超过以前出版的所有国史著作”，与当代所老所长李力安同志所要求的，“《国史稿》应该是权威版本，国家水平”是有差距的，其中的原因不完全是水平问题。

跟着力群同志写国史，使我受益匪浅。他的一些做法想法，在当时不觉得有什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会觉出其中的深刻用意，而这时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提高了。

比如，关于史观。力群同志指导我们一开始就立足于写共和国通史。他说，新中国的历史是全面发展的历史，应当全面地研究。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和宏伟业绩反映出来，把社会主义历史潮流在中国冲决种种艰难险阻而奔腾前进的必然趋势反映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反映出来，把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这就要求在史观上是通达的，防止视野过窄，或者一开始就陷入某一具体领域里的倾向。就像列宁说的：“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全面性的要求”成为我们研究撰写国史的根本要求。只有从一切必要的方面研究和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写出来的国史才会是真实的、准确的、丰满的。

除了在思想上树立这样的观念，在实践中，力群同志要求不分研究室不分时期，不管讨论哪一卷，研究人员都要全体参加，以便大家了解共和国的整个轮廓和脉络，只有具备了全面的背景知识，才能恰如其分地写好具体历史阶段。

力群同志也曾规划，一旦国史通史写完，立即分门别类地写各专门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等等，还有人物的专史。他甚至具体提出，前十年的毛泽东至少可以写两本，周恩来也可以写两本，还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要写。我觉得，力群同志在“博”的基础上“专”的研究路径是正确的，符合学术规律，更有利于学术人才的成长，特别是避免了新人一入行就陷入狭窄的巷道而打不开眼界的弊病。

又比如，关于理论储备。力群同志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掌握理论武器。他倡导的读书不是死读，也不是采取读书小组那种教条主义的形式，而是有重点、有选择、有目的地读。他要求大家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因为这篇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著作”的并不太长的文章对国史研究者来说，可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可比照，可模仿。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因为这篇文章写了国共两党、两个战场，既有历史，也有理论，用历史来论证现实，证明现实问题不是偶然出现的，是历史发展过来的。在一万多字的篇幅中，把1924年至1945年这21年总的历史脉络、历史规律写得清清楚楚，对国史写作很有帮助。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要掌握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标准和政策界限，也要做一些新的补充和发挥。读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要边读边思索：这本书已经写过的有哪些内容、提法、论断、事实在我们的国史中必须写，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形式、语言、结构，把那些必须移植过来的东西写好。然后再考虑哪些内容和事件是这本书中没有写或者写得简单的，我们国史中应该详细写、展开写。每个重要问题都从这三方面考虑，最终为总体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稿做准备。初期来当代所的大多数是搞理论研究的，从理论研究转到历史研究谈何容易。因此力群同志要求他们读一点历史书。《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都是必读的。

经过对经典理论的学习，对历史学著作和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学习，打好了运用这个方法解决国史写作的基础，理论准备充分了，后来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可以少走弯路。

还比如，关于历史方法论。力群同志反复提示大家要“提炼一些历史性的东西”，“形成一些历史性认识”。他认为，把历史材料不加分析地堆在一起并不是客观地反映历史，那样的东西不能给人以多少启发。科学意义的写史，是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历史性的东西。什么是历史性的东西?一方面是指对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重大决策过程的研究，有一个相对准确和稳定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指关注和梳理决策的历史根据。首先，一项决策是否适应了历史的变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次，作出决策以后付诸实践，又使历史和社会有了什么进步，使国务活动和国家生活有了什么变化。提炼和挖掘这些发展变化，更能体现历史整体面貌。在力群同志的这种学术理念指导下，我们在认识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规律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

力群同志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底，而且熟知建国以来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始末。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他的亲身感受，加深我们对历史细节和政策出台的理解。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土改时农村土地状况。他告诉我们，东北和内地不一样，内地是土地占有很集中，土地使用很分散。地主集中占有土地，分散租给农民耕种。东北是土地占有很集中，土地使用也很集中。地主大量占有土地，不是分散出租，是集中出租。租地主土地的，不是雇农，是佃农。佃农分佃富农，佃中农。佃富农多的可以租上百亩地，佃中农也租种地主几十亩土地，他们有五六头牲口，两套大车，两套犁杖，雇佣大批劳动力，长工十个八个，农忙时雇大批零工。知道了这样的土地关系，就不难理解1950年东北局率先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缘由了，单干的农民对大片的土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大牲口不可能家家都有，所以，要生产，就必须合作，几户或十几户的互助合作。

他还说到新疆土地改革。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土改一搞，农民起来了，我们这些领导头脑就有点热，想同时搞牧区土改。新疆牧区搞了，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怎么办?不能搞单打独斗呀!更主要的是，农村土改，地主反抗、破坏，但土地没法拿走，破坏起来很困难。而牧区就不同了，如果采取不适当的政策，一声号令，牧主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他的牲口全部杀掉，造成整个牧区经济的破坏。所以，牧区改革和农村改革不仅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而且是不能等同于农村改革的问题。党中央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后来实际是采取赎买和公私合营的政策。掌握了这些背景知识，去写土改这一节的内容底气就足了，对不同政策的解读也更准确了。

力群同志十分注重发挥所里同志的集体智慧，经他倡议，当代所自1996年开始举办双周学术座谈会，一直到2000年他都坚持参加研讨，他参会必作发言，每次发言都有所准备。这样的会开过多少次，没有详细的统计，1998年仅研究新时期历史的座谈会就开了17次。在这些座谈会上，力群同志身体力行自由研讨的会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在长方形的会议桌前，他从不坐在顶端，那是留给发言人的，哪怕是新入所的毕业生，只要是发言，都坐在那里。力群同志只坐在旁边的第一个位置。讨论中会有争论，从不讲身份和地位。我清楚地记得有位年轻的同志因为20世纪60年代邓子恢搞“包产到户”的问题，和力群同志直接争论起来，各说各的道理，丝毫没有触犯权威的感觉。有的人口音较重，力群同志听力不太好，听不大清楚，事后他会以商量的口吻说，能不能把你的发言稿借给我看一看?

曾有人说《国史稿》是邓力群的个人著作，这是不负责的说法。力群同志以耄耋之年带领当代所开拓国史事业，就在于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研究和撰写共和国史，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贡献出来，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今天和明天，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坚持了社会主义，这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发展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的地位之重要、作用之巨大，是举世公认的。撰写国史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的光荣任务”，他要求每一位参加撰写国史的人都要站在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的高度，写好一个“可爱的中国”。以力群同志的思想境界，他从不认为这是个人的事，始终看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等老一辈嘱托的未竟的事业。在看到六年时间过去了，《国史稿》的修订工作始终搁置着，他心急如焚。那一天正好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来看望他，见他情绪激动，就劝他。他说：“将来我百年之后见到小平、陈云、尚昆、乔木他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呀!”这番话，足以表明他的心迹。

要做完做好这件事除了基本定型的1949-1984年四卷《国史稿》的修订和出版工作外，还有《国史稿》后几卷的续写工作。为了不影响当代中国研究所履行新的工作任务，力群同志委托老所长李力安同志牵头组织原来参与国史稿编写的骨干，主要是一些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研讨和修改《国史稿》。同时，着手布局续写工作。

2006年春，力群同志把我找去，要我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把《国史稿》第五卷的写作任务承担下来。这一卷计划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写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先用一年时间拟出提纲。2007年夏，我带着第五卷提纲到北戴河向力群同志汇报。他不顾高龄和高温，每天上下午两个半天，逐一点评提纲，并口授他对这段历史线索的理解和几件重要大事的看法。根据他的意见，我返回来继续修改完善提纲。后来由于《国史稿》前四卷的修改工作有了转机，我又重新回来主持第一卷的修订，第五卷暂时搁下了。

而这时，力群同志已双目失明，仅有微弱的听力。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吃力地听取身边工作人员贴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大声朗读《国史稿》的重要章节，并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提出修改意见。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若非有崇高的理想支撑，是做不到的。

2011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知力安同志，《国史稿》经过30个部委审后已经没有问题，修改后可以安排出版了。力群同志得知后，非常激动，他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2012年国庆前夕《国史稿》正式出版，此时力群同志已卧病在床，身边同志将样书送给他。他将书稿贴在脸颊上，反复抚摸，潸然落泪。其情其景，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四卷出版后，力群同志仍念念不忘后面的续写工作。我们可以告慰力群同志的是，现在当代所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中宣部的领导下，在中国社科院的支持下，正在全力以赴抓紧这项工作，有望在建国70周年之际出版《国史稿》第五至七卷。

力群同志在党内的职务不算很高，但经历不凡：见过斯大林;做过刘少奇的秘书;陪毛泽东读书;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中央的重要助手，参与不少高层领导的工作;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经历了两任总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直接教育培养我的老一代革命家，从李维汉、张闻天、王震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能够近距离在党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是我一生的幸事。”

力群同志“是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宋平同志回忆：他亲听小平说，力群是我党的理论家。力群有着那一代党内“秀才”的独特魅力。他讲话从不用讲稿，整理他的讲话，只需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思路特别清晰，逻辑性强，极具理论色彩，又不晦涩难懂。他讲话的风格，不疾不徐，有板有眼，不重复，没有口头语，一气呵成，干净利落。不管讲话多长，听着都不累。

他曾一度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岔五把他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力群同志“听到看到，一笑了之”。其实，身在漩涡中，哪能没有想法?何况有些说法不免是讹传，有些语言甚至是污辱性的。力群私下就曾表示过自己的“压力之大!”

力群同志有他强硬的一面，坚持信仰，敢作敢当。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他顶着极大的压力，承揽了一切责任，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在那种高压的气氛下敢这样仗义执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宋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是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的锤炼”，“无论怎么斗，怎么压，力群都坚持说真话，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邓小平送他“湖南骡子”的绰号也是对他这种品格的褒奖。

力群同志也有柔性的一面，他并不古板。他喜爱并擅长篆刻。“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在干校的业余时间，他刻了一批汉画像，动物形象灵动飘逸。至今我手头还保留着他以“又耳氏”名义出版的篆刻线装书。可惜后来他手抖，无法再拿刻刀。他还喜欢艺术，收集了大量美术画册和砚台。出于对新疆的特殊感情，晚年出门，他总爱戴上一顶新疆小帽，慈祥当中带着一点和悦。(编辑王雪)

(作者是当代中国研究所

研究员)

我与邓力群一家的交往我的满叔邓力群邓力群和邓小平: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年月日下午,从媒体上获知邓力群已经因病去世,享年百岁。报道中给他加了, 邓力群同志离世了,中国因此少了一位对社会理想执着的守门人,少了一位具有良知的博学学者,更少了一位忠诚的职业革命家。邓力群的去世,不可能有全国性, 我与邓力群一家的交往.,我与邓力群一家的交往我和邓英淘我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同学。他原名“邓婴淘”,英淘的“英”字是后改的, 邓力群同志离世了,中国因此少了一位对社会理想执着的守门人,少了一位具有良知的博学学者,更少了一位忠诚的职业革命家。邓力群的去世,不可能有全国性, 标签:邓力群一清博媒一清邓小平中国当代史我与职业革命家邓力群先生的一些交往一清邓力群同志离世了,中国因此少了一位对社会理想执着的守门人,, 我现在讲一讲我同邓力群交往的经过,讲一讲他是怎样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由在双周会议的期间,我认识了刘宾雁和严家其,从此,就成为好友。后来,邓力群,我与胡乔木的交往作者:王梦奎一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我和邓力群的交往○于浩成口述史义军整理年第期炎黄春秋杂志首页前十上一下一后十尾页欢迎进入论坛讨论上一篇:下一篇,主要是他讲,我们听,从我保存下来的记录篇幅看,谈了大约一个小时。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天前;-;再加上她和杨子扑所迷离的婚姻关系,奥斯卡晕倒他忍不住还跟人家吵架:“我是要生活的,你们邓力群如果知道笛女有限两年以后将作价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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