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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王伟
王伟，47岁，现任重庆法制报社总编辑、党总支书记。1996年——2006年在重庆晚报工作，曾任社会新闻部主任、时政新闻部主任、编委等职。
口述时间：2017年4月4日
车牌番号的改变，就是场“**礼”
1997年5月29日重庆晚报头版
《七一起机动车换号牌 新牌照渝字当头》，题目16个字，内容200多字，体裁是消息，却挤进了1997年5月29日的头版。
当年我是以跑政法系统为主，兼顾社会新闻，偶尔还接点热线的记者。那天早晨，我刚洗完一把冷水脸，身边的BP机就叫了，拿起一看，是通讯员发来的线索——重庆要有自己的车牌开头字号了！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事它很重要，跟我平常跑的题材的兴奋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时政和民生的一次结合。
我立马扯下一旁的毛巾擦干脸，那时候没有微信、QQ这么多沟通方式，连手机都,1998年以后才有的，我们的每一个采访都必须到现场。我拿起采访包就开始往现场跑。
了解到情况后，接下来就是写稿了。那时候很多记者都有一个习惯：回报社写稿。我站在马路边，伸手招了一辆出租车，“师傅，解放西路66号。”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地址似乎很有感觉，司机说：“你是记者吗？哪张报纸的？你认识江波、陈……”我看着车窗外闪过的街景，心想：那都如雷贯耳的报社名记，以后有没有哪一天别人也会问起我呢？
到达单位后，我从桌下摸出信笺纸，坐下来开始构思。那种四四方方的信笺纸，周围留白很多，是编辑们用来批注的地方。晚报一直对稿件质量的要求接近严苛，可以用“惜字如金”来形容。对于一篇消息来说，介词出现的次数都有严格的限定，形容词是万万不能有的。凡是经过编辑把关的新闻事实，要么对人有用，要么打动人心。我刚进晚报的时候写个400字的消息，编辑能用红色毛笔给我批注七、八百字出来。看到一张纸全“红”了，一方面是很惭愧，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这篇稿子一气呵成，编辑改动的地方也少，可能因为那时我来晚报已经1年多了。那时候的报道，即使是发得很小，像“豆腐干”，我也会把报纸剪下来，保存起来。
第二天报道出来以后，反响很大。周围的朋友开始口口相传，去车管所预约换证的人，个个笑容满面。我有一朋友拿到了“渝B0002”号车牌，有人把他误认为是首长。
尽管没有写出来，但当时我们是了解到了，国家对重庆直辖很重视，考虑到了将来的发展，批了渝“A、B、C、D、E、F”就像现在，主城不仅跑着“渝A”、“渝B”，很多新车也开始上“渝D”的车牌了，不过二十年过去了，在车管所里选车牌的人，还是喜欢888、777或者顺序数，这还是没变。
车牌字号对重庆的影响，给我的感觉是，随着城市地位的上升 “渝”字号的车牌可识别性更强了，人家一看车牌就知道，哎，这是万州的朋友，这是涪陵的朋友。以前重庆的车牌号就是四川地区的老二，万州、涪陵就排得更后面了。
渝字号其实就是一场“**礼”，类似于一种身份认证，像孩子那样长大**以后，标志着独立门户、养家糊口。现在到外地自驾的重庆人也多了起来，再也没有人指着你的车牌问“你是四川哪儿的？“了。
口述人：张劲
张劲，从事新闻工作20年，1989年调到重庆公安报工作，2010年至今在江北区公安分局工作。
涉及车辆政策的调整更及时更具体
重庆直辖20年，我俩成为朋友20年。
当时我也是媒体人，和王总（王伟）一样，BP机收到消息后跑去采访，我俩在车管所打了一个照面。换车牌的时候，我还没有车，但下意识认识到这是一个关注度很高的稿子。
我觉得“渝”字头的车牌识别度更高，人一看就知道是重庆的，随着车辆跨省流动越来越多，这无形当中也是起到了一个宣传作用；另外就是涉及车辆相关政策的改变更及时更具体，自己开车后，包括经常去车管所采访了解到，以前与重庆相关的车辆政策重庆自己做不了主，要报送四川省交警总队，他们又要考虑全省的整体情况，现在重庆车辆政策的调整就可以因地制宜。
责编 回红 审校 朱昕勤 总值班 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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